西夏遺民’引出兩支‘皇族後裔一通石碑留存成吉思汗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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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５月，《西夏遺民紮根濮陽》一文見報後不久，記者就接到來自中牟的校立緯先生的電話。校先生說，他家祖墳位於中牟東漳附近，那裏豎立的一通清代石碑上，刻有幾行隱約含糊、讓人不明就裏的文字，一位元著名的元史專家曾據此做出初步的鑒定：中牟校家是成吉思汗之孫拔都的後裔！
拔都是蒙古西征統帥，後來在伏爾加河流域建立了龐大的欽察汗國（也叫金帳汗國），他的後裔怎麼會定居在黃河之濱？中牟校姓現在的民族身份都是漢族，相貌、語言、生活習俗也都與漢族毫無二致，如果真的是蒙古人後裔，他們經歷了怎樣的變遷？為什麼沒能留下更多的家族史料？
校立緯說，他們沒有濮陽“西夏村”那麼完整的家族史料，跟新安李春光家族一樣，到目前為止他們能夠找到的依據，只有那通墓碑。而墓碑上簡略的文字語焉不詳，留下重重疑問。
為了解開這些疑問，校先生努力了２０多年，因找不到更多的第一手史料，至今還沒能完全弄明白。校先生說，他給媒體聯繫，沒有任何炒作的目的，只是希望借助大河報廣泛的影響力，獲得一些有關其家族的新資料，幫助他解決這些家族疑問。
咄咄怪事“較姓”全體改為“校姓”
俗話說“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可見中國人對姓氏的看重。對於中國人來說，姓氏不只是個符號，更是一種血緣的紐帶。一般情況下，沒人會把自己的姓改了，即便由於某種原因改了，第二代或第三代也會改回來。但清代乾隆年間，中牟發生了一件咄咄怪事，兩個村的“較姓”人全部自願改姓為“校”。他們為什麼改姓？這成為中牟縣誌的一宗迷案。１９８２年，中牟的校立緯先生發現這一現象後曾百思不得其解。
幼年時，校立緯就聽長輩說，校姓是“韃子”，元朝滅亡時逃難到河南的。１９８２年，因偶然原因，３０多歲的校立緯萌生了追根溯源的念頭。他先到北京圖書館查元史資料，沒有任何結果。回來後找校姓老年人詢問，得知東漳南２裏許的校氏祖墳還倖存有一通石碑。
“□□元時□□藩服食邑山西洪洞縣浩繁□□□□趁在草莽冊牒淪亡各以封號記族遂□校氏厥淩□□□至□□□科校郡庠邑庠校較互見之後□莫不報捷□□□子子孫孫一見之後知校較雖異但□□□本”
這是２０多年前，校立緯從祖墳墓碑上抄錄下來的文字。墓主人叫校秀書，是清朝乾隆時人，墓碑立于嘉慶年間。因風蝕嚴重，墓碑上的不少字漫漶不清。他先後去了三次，蹲在碑下仔細辨認，才把能認的全認出來了。
對於這段銘文，校立緯最先感到疑惑的，是自己的“校姓”與“較姓”有著某種神秘的聯繫。後來在河南省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查閱中牟縣誌，他發現了一個奇特的現象：乾隆二十年（西元１７５５年）之前，縣誌記載有１９個“較姓”人士的事蹟，如“較於親”、“較遂養”、“較尉侯”、“較務本”等，沒有一個“校姓”人士；而此後，縣誌上出現了１０多位“校姓”，如“校儒道”、“校儒魁”、“校無違”等，卻再也沒有出現過“較姓”。這些“校姓”人從何而來？原來的“較姓”人哪兒去了？
繼續翻閱縣誌，校立緯發現一些相關地名也發生了變化。縣城南邊的“較莊”改為“校莊”，而東漳附近的“較家崗”改為“校家崗”。
種種情況表明，中牟的“較姓”主動放棄了原來的姓氏，全部改為“校姓”！
是什麼原因讓整個家族的人全部換了姓氏？巧合的是，校家祖墳那塊墓碑的主人校秀書就生活在乾隆年間，而那段銘文應該是打開中牟“較姓”全族改姓之謎的鑰匙。
按照銘文記載，改姓發生在“校較互見之後”：乾隆年間的某次科舉考試中，中牟的較姓與外地的校姓不期而遇，他們都很清楚自己源自同一祖先，從元朝末年到清朝乾隆年間，他們已經失散了３００多年，但雙方相見之後竟然欣喜若狂，“莫不報捷”，向各自的族人報告這一喜訊。大約外地的校姓為長，以至於中牟的較姓經全族商議，舉族改了姓氏。
３００多年的時光不僅不能相互隔絕，反而產生強烈的認同願望。是什麼樣的血緣親情和家族經歷能醞釀這麼大的力量？
按照墓碑銘文所說，“較”、“校”都不是他們原來的姓氏，而是“各以封號記族”，出於某種需要，他們必須刻意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在元朝末年，說自己變為“草莽”、需要隱藏身份的是什麼人？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像中牟校姓家族世代相傳的那樣，他們是“韃子”，是蒙古人。元朝末年，民族矛盾極其尖銳，民間流傳的用月餅傳訊“八月十五殺韃子”，足以說明當時的情形。
“較”、“校”形相似，音相近，大約是逃匿到中牟的這支取“較”音，而另外一支取“校”音，所以相見之後中牟這支“矯正”了一下。
這時已是滿清的天下，他們不需要太多避諱，所以才有機會和心情從容相見。
對於墓碑的主人校秀書來說，這也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所以他的墓碑打破常規，在碑的正面刻下銘文，記錄此事。
專家分析校姓可能是蒙古皇族後裔
“□□元時□□藩服食邑山西洪洞縣浩繁□□□□趁在草莽冊牒淪亡各以封號記族遂……”
對校立緯來說，墓碑上這短短的幾十個字還存在太多的疑問。根據墓碑和家族傳說，雖然依據不很充足，也可以初步判斷中牟校姓是蒙古人的後裔。但校立緯追根溯源的心願還遠遠不能得到滿足，能不能對家族的來歷有進一步的瞭解呢？他先後拿著簡短的銘文向元史專家請教，雖然碰過壁，但也有專家給他做出了認真的答復。
南京大學教授高榮盛的回信，讓校立緯瞭解到一個重要的資訊：按照墓碑記載，校姓祖先的確如傳說的那樣，是位藩王。
高榮盛 教授說，“食邑”指封地；“草莽”相對于“在朝”而言，指平民百姓，意思是元亡後該王成為一般百姓；“冊牒淪亡”，是說家譜散失；“封號”應指該王的封號。
高 教授說，銘文所說的“藩服”即“藩屬”，一般指諸王或者屬國，但不一定指蒙古藩王。瞭解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查出當時山西洪洞縣是誰的封地，以及後來有什麼變化。
這位著名教授耐心的解答，消除了校立緯許多疑問。問題的關鍵就是查出當時山西洪洞縣是誰的封地了。繼續查找的結果讓他大吃一驚，包括洪洞在內的山西南部一帶，是成吉思汗之孫拔都的封地！拔都是蒙古西征的統帥，是龐大的欽察汗國的建立者。他怎麼會在山西有封地？
校立緯在網上查找到另一位元史專家，希望得到幫助。但那位專家沒同意。校立緯在網上看到了他的網址，只管把銘文發了過去，希望能引起他的興趣。結果一周後專家就回了信，他對銘文具體字眼的解釋與 高榮盛 教授相同，對洪洞縣的問題解答是：
“洪洞縣元初屬平陽路（後改晉甯路）。１２３６年，元太宗窩闊台（成吉思汗第三子）把平陽路分給其兄、成吉思汗長子術赤之子拔都家族為封地，後來拔都又把這塊大分地細分給各支子孫。拔都及其後裔在今俄羅斯立國（史稱欽察汗國或金帳汗國），但仍享受分地的部分賦稅（五戶絲和包銀），並且可以派自己的下屬到分地擔任達魯花赤，可能也有某一支王族中的某人來到分地，並定居下來。”
這位專家希望校立緯提供更多的史料，以便幫助確定其族屬。幾天後，專家又來了一封短信，表現出謹慎的態度：“我的意見只供你參考，因為沒有看見你家原來材料，不能斷定，所以請你不要據此宣佈說是我的鑒定。”
專家的指點給了校立緯很大的幫助，但專家囑咐他做的事情，其實他早已做過，多年來在家族內反復詢問，也沒查找到家譜資料，大概都散失了。而能查找的地方誌他也都查過，第一手的資料只能等待機會去發現了。
蒙古皇族後裔怎麼來到了黃河邊？
蒙古人有個習俗，長子成人後分給他一些牛羊，讓他遠遠地走開；老二成人後也分給他一些牛羊，走得較近；最小的孩子跟父母住在一起。成吉思汗分封諸子，也遵守了這個古老的習慣，把長子分封到了最遠的地方。
如果中牟校姓真是拔都的後裔，他們本該居住在伏爾加河流域，在俄羅斯２００多年後，他們也應該成為當地的居民。他們怎麼來到了中國，來到了黃河邊？
關於這個問題校立緯還沒找到任何直接的資料。只能根據史料做一些合乎邏輯的推測。
拔都有四個兒子，從現有記載看，只有他的長子撒裏答曾經到過中國。
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有矛盾，長子術赤系與四子拖雷系友好，而與二子察合台、三子窩闊台系不睦。１２４８年，貴由汗去世，此時拔都已成為年紀最長、最有實力的宗王，他幫助拖雷的兒子蒙哥（忽必烈之父）繼承大汗之位。１２５１年，蒙哥正式即位後，拔都派
他的長子撒裏答不遠萬里回蒙古本土朝覲。１２５５年，拔都在伏爾加河下游的營帳中去世，蒙哥任命撒裏答為欽察汗，返回汗國繼承汗位。據西方史書記載，撒裏答在回家途中，或者抵達伏爾加河畔不久就去世了。
由於拔都的勢力在西方，中國的史書對他的家族記載極少，而西方史書則有大量記載。拔都的四個兒子中，二子、三子後裔世系記載得很清楚。四子年幼即去世，沒留下子嗣，而關於撒裏答則有不同的記載，有的說他沒有兒子，有的說他至少有兩個兒子。
校立緯據這些資料推測，當初撒裏答回來朝覲蒙哥時，是帶著家眷的，或者他在這裏的一兩年又娶妻生子，當拔都死訊傳來，他走得肯定比較倉促，顧不上帶家眷。而不幸死在半路，或者剛到伏爾加河就去世了，沒來得及派人接家眷，所以他的後代就滯留下來，無家可歸了。蒙哥汗念及兩家情誼，就安排他們到拔都的封地——平陽路居住，這支拔都後裔就在山西洪洞縣定居下來。
而元朝滅亡時，作為蒙古皇室的遠親，既得不到照顧，又面臨極大危險，不得不隱姓埋名，遠遁他鄉。
根據查找到的資料，校立緯大致瞭解了當時的路線：整個家族先逃到了河北欒城，然後其中一支再南逃河南，最後落腳在中牟。墓碑銘文所說的“校較互見”的“校姓”，就是河北欒城的一支。他曾寫信與河北欒城校姓聯繫，對方回信說，老人們都知道河南有個校家崗，有的還聽上輩兒傳說與河南校姓有過來往，他們的家譜也失傳了，有人說是河南校姓拿走了。
校立緯說，元朝末年逃難時家族人口可能足稱“浩繁”，不像別的移民那樣形單影隻，孤苦無依。落腳中牟這支，一到中牟就建了兩個村莊，一個是縣城南邊的“較莊”，一個是東漳附近的“較家崗”。由於家底厚，他們很快就發展為當地一大望族。一般情況下，他們應該留下相當豐富的家族資料，但對於他們來說，那是一個非常時期，如果家族真實身份暴露，有可能惹來很大麻煩。所以“冊牒淪亡”也是情理中的事。但清朝之後，家族沒有太多的危險了，又與河北同族相認，當時家族內部對自己的身份還是清楚的，相信應該會寫下有關資料。可惜經過１００多年的社會動盪，這些資料喪失殆盡了。
對於自己的蒙古人身份，如今中牟的校姓人並不完全認同，甚至有人對蒙古人之說很不樂意，忌諱別人說自己是“韃子”，以漢族身份為榮。１９９９年，校家祖墳新立了塊石碑，就把自己的族源追溯到周朝。校立緯說，他給家族德高望重的尊長介紹過墓碑上的銘文和自己多年研究的結論，對方接受了。
多年前，校立緯就有過做ＤＮＡ鑒定的想法。最近他看了本報關於美 國一 教授為成吉思汗後裔的報導，又萌發了興趣，他給那位做鑒定的牛津大學教授賽克思寫了信，詢問他是怎麼得到成吉思汗基因圖譜的，是不是可信，但賽克思至今也沒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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