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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夫人姓馬，不曾纏足，這幾乎說明了一切，十個回民九個姓馬，回民女性皆不纏足，那時回民不大可能與外族通婚。 在民間文學《大明英烈傳》中宣揚他們的武功業績，形容他們為“剛烈之回民”。
《明史》載︰“至正四年(1344年)旱蝗，大饑疫，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貧不克葬，里人劉繼祖與之地，乃克葬，即鳳陽陵也。” 《明史》沒有說明是如何克葬的。海外著名史學家黎東方博士所著的細說中國歷史系列中《細說明朝》記載︰“他是貧農家庭的安分守己的子弟，在他十七歲的一年，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年)旱災，蝗蟲與瘟疫先後降臨到他的家鄉，濠州鐘離縣(安徽鳳陽)，父親朱世珍，母親陳氏，大哥朱興隆，在幾天內相繼去世，家里的現款極少，買不起三口棺材，更買不起墳地，幸虧有鄰居劉家心好，準他和二哥朱興盛把父母和大哥三人的尸首用白布裹起，埋在劉家墳地的一個角落。” 按漢族的傳統習慣，富戶人家所用棺材一般以杉木制成；中等家庭則使用普通木材制成；貧戶人家庭則使用薄皮棺材；赤貧者則使用蘆葦包卷，抬往曠野埋葬。朱氏一家如是漢族，為何一反漢族的傳統習慣而改用白布呢?況且白布的價格比薄板、蘆葦昂貴，朱氏一家屬赤貧，為何舍棄廉價之物不買而去買昂貴的白布呢? 伊斯蘭教規定穆斯林亡者須穿“克凡”(白布殮衣)後土葬。由此可以推斷朱家並非窮得買不起最簡單的棺材才用白布，而是按伊斯蘭教的規定處理喪事。
《明史》卷一載︰“太祖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為僧。”黎東方的《細說明朝》記載︰“就這樣，從陰歷四月挨到九月，九月里他進了皇覺寺，受戒當和尚。” 但是，皇覺寺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佛道教的寺廟，而是一座清真寺，朱元璋出家為“僧”實際上是在清真寺里做“海里凡”(經堂學生，西北地區稱“滿拉”)，皇覺寺這一名稱則是朱元璋登基稱帝後所賜的名稱，意為皇帝在此寺中覺醒。皇覺寺位于鳳陽城西門外，是一座坐西向東的寺院。根據中國傳統，凡儒、佛、道教的寺廟、觀均坐北向南，而中國的清真寺一律坐西朝東，因為中國穆斯林做禮拜時，須朝向位于中國西方的麥加天房，皇覺寺正好坐西朝東，且其建築形式與我國清真寺建築形式雷同。
朱元璋登基後敕建清真寺于南京、西安及滇、閩、粵等地區。南京清真寺賜名“淨覺寺”落成後頻臨幸，並御制至聖《百字贊》賜清真寺，《百字贊》贊頌了真主和穆聖，並褒揚了伊斯蘭，如果對伊斯蘭沒有感情和深刻的認識，寫不出如此杰作。《百字贊》收錄于清代劉智著作《天方至聖實錄》內，其全文如下︰“乾坤初始，天籍注名，傳教大聖，降生西域，受授天經，三十部冊，普化眾生，億兆君師，萬聖領袖，協助天運，保庇國民，五時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窮民，拯救患難，洞徹幽冥，超拔靈魂，脫離罪業，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歸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貴聖人。”另外還依據明武宗朱厚照（1506—1521在位）對各宗教的評論和《御制尊真主事詩》。武宗評論各宗教日︰“儒者之學雖可以開物成物，而不足以窮神知化。佛老之學，似類窮神知化而不能復命歸真。蓋諸教之道各執一偏，唯清真認主之教，深源于正理，此所以乘萬世與天壤久也。”《尊真主事詩》日︰“一教玄玄諸教迷，其中奧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卻尊誰？”
明朝還有刻有伊斯蘭教教義經文的宮廷御用瓷器散落于民間， 在CCTV的鑒寶節目里出現過， 這件珍品得到國家文物專家的鑒定認可。
19 世紀，在土耳其發現了旅行家賽義德阿里.阿克巴爾哈塔伊于1516年(即回歷922年，明武宗正德十一年) ，用波斯文寫的《中國紀行》一書。全書共2l章，用較多的篇幅介紹了明代中國伊斯蘭教的情況，特別記述了明代王室與伊斯蘭教的關系。中國張至善、張鐵偉、岳家明三人以英、德譯本和新波斯文本為依據，編譯成漢文本，並附有國際上對該書研究之論文13篇,照片和圖表7幅,1988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波斯旅行家賽義德8226;阿里8226;阿克巴爾8226;哈塔伊于1500游歷中國，于1516年在當時奧斯曼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用波斯語寫成《中國紀行》一書，作為禮物奉獻給土耳其素丹賽利姆一世。該書全面介紹了當時中國社會各方面的狀況。作者出于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以較多的篇幅著重介紹了明朝王室與伊斯蘭教的關系，說︰“宮廷內有皇帝專用的清真寺，有宣禮員，主麻日（星期五）皇帝到城外的清真寺做聚禮，以及穆斯臣武將對明朝開國的貢獻、皇帝對他們的重用等。說︰“從皇帝的某些行為看，他已信奉伊斯蘭教了，然而由于害怕喪失權力，他不能對此公開宣布。這是因為他的國家風俗和法規所規定的……。”阿里8226;阿克巴爾的描述是他親眼所見，與中國民間的傳說相吻合。
台灣馬明道參照該書及明正史、野史、史學家的評述、回民口碑傳說， 對明朝王室的族屬和宗教信仰進行了詳盡的研究考證，于1973年寫出《明朝皇家信仰考初稿》一書。 確認朱元璋、馬皇後及其家族和親戚均為回回。明太祖洪武帝姓朱，名元璋，字國瑞，原名興宗，生于安徽鳳陽縣，古稱濠州，其周圍各縣，如定遠、壽縣、懷遠、臨淮等為歷史上回回聚居區。父名朱世珍，母陳氏，生兄弟四人，元璋排行第四，長兄興隆，次兄興盛，三兄興祖，全家務農，地僅數畝，頗貧寒。鳳陽城為一南北長、東西窄的長方形小城，西門直對東門，兩門之間為一長街，將風陽城分為南北兩部分，稱南城與北城，北城居民幾乎全部都是漢民；而南城居民全部為回民，其中絕大多數姓朱，有清真寺一所，位于南城中央偏西。朱元璋生于南城朱姓群內，按常理推，朱元璋應為回回。1935年，馬明道先生隨其兄馬宏道先生(1899一1968)到鳳陽考察訪問，當時所見所聞和當地回民父老所說與上述情況相符。
周有光 ，我國德高望重的著名語言學家，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研究員、語言文字應用委員會研究員，他的話可是有份量的 ，以他的年齡和身份沒必要嘩眾取崇的。他說︰遼、金、元、明、清這五代的1000年，都是外族打進中原來加以統治的。 其中遼、金、元、清是外族，大家都是同意的， 明朝是不是外族呢？現在新的考證說明太祖朱元璋不是漢族而是回族，這已經證明了。
陳梧桐，著名明史專家，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兼任中國明史學會理事、朱立璋研究會顧問。 他對周有光上面的話反駁， 但他的反駁軟弱無力，基本都是推測或者主觀上的。 這從反面證實了周有光的觀點。
白壽彝先生, 1932年畢業于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先後執教于雲南大學、中央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致力于中國民族史、中國史學史及中國通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學步集》、《回族人物志》、《中國史學史教本》、《中國通史》等，視野恢宏，器識卓越，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在1946年出版的《中國伊斯蘭史綱要》一書中，有條腳注提到過“父老相傳，明太祖原是回回；建文帝的出走，系赴天方朝覲。又頗有人相信，武宗也信教（指伊斯蘭教）”（《民族宗教論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412頁）。
朱元璋的菜單。 “參加第10屆明史學術討論會的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邱仲麟先生首次公開了他從明人筆記中發現的這張菜單。 “胡椒醋鮮蝦、燒鵝、羊頭蹄、鵝肉巴子、咸鼓芥末羊肚盤、蒜醋白血湯、五味蒸雞、元汁羊骨頭、糊辣醋腰子、蒸鮮魚、五味蒸面筋、羊肉水晶角兒、絲鵝粉湯、三鮮湯、綠豆棋子面、椒末羊肉、香米飯、蒜酪、豆湯、泡茶”。這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6月某天，明太祖朱元璋的午餐菜譜。
洪祖朱元璋的血洗湖南，與明朝武宗皇帝的禁止養豬，記載的有︰“九月，上次保定(河北省清苑縣)禁民間養豬，著為令。”《明書武宗本紀》； “上巡幸所至，禁民間畜豬，遠近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明實錄武宗實錄》
明朝武宗皇帝的禁止養豬，記載的有︰“九月，上次保定(河北省清苑縣)禁民間養豬，著為令。”《明書武宗本紀》； “上巡幸所至，禁民間畜豬，遠近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明實錄武宗實錄》
朱元璋血洗湖南，朱元璋從一個“和尚”當上了大明皇帝，當過丫頭的大腳婆馬氏，冊立了正宮娘娘，在南京登基之日，臣民歡慶，南京有條湖南街，裝了一台故事燈，一匹馬上，騎了一個大腳婆婆娘，後面跟著一個人，捧著個大南瓜，被彩燈鑼鼓簇擁著在街上游行。有人向朱元璋密報說︰湖南街人諷刺當今皇帝，騎馬者，暗指姓馬也；太腳也者，諷刺馬氏皇後也；捧南瓜者，攻擊朱元璋的明朝江山是從他原來的主子小明王韓林兒那里篡奪來的。原來史載元朝至正甘六年，朱元璋部將，廖永忠假以迎接之名，將韓林兒沉于瓜步（今江甦省六合縣南瓜捍）江中，于是主洪武當上了皇帝。朱洪武聞之大怒︰連呼“湖南街殺”。領旨的武官頓時荒了手腳，誤听為“湖南皆殺”。等到有人報告時，已經殺到常寧州。皇帝猛然一怔，立即傳旨，快馬追止。追止人追到常寧廟前以上時才追到 ，這時天已經亮了，所以這個地方名叫趕火埔。由于這一音之誤，演出一場“血洗湖南”的殘案。
若要把清朝修的《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從頭至尾，展閱一遍，要好幾年工夫。這麼大的《明史》, 卻找不到明朝皇帝和回族的關系，找不到百字贊, 找不到“洪武血洗”湖南一案，“扯江西，填湖南”的大移民史跡也不見蹤影。而地方族譜方志，卻很多。《同志常寧志》︰“常寧自洪武甘八年峒寇竊發，民無孓遺，蕩平之後，移民安插，調衡州衛中之軍丁守衛御。永樂二年，詔軍丁墾田”。 又載︰“明洪武甘八年，鄧良奉平峒寇有功，留填溪洞，世其籍”。《厚雅田王氏譜》記︰“湖以南，丁洪武殺運，掃境空虛矣!我肇祖隨蟻赴之眾，數標桿為記。劃一畝之丘，挫棘楚，芟蒿蓼，禳除厲魔，挺貔豹，奠定其家室，以繁育其子孫”。又說︰“時湖南丁大亂之後，人煙稀少，朝廷調江西戶口于衡，至者，各插標以記，謂之‘安插戶’`````時安插戶，屯戶，軍民阡陌，雜錯不睦。” 《呂氏宗譜》記︰“洪武血洗，惠公由安仁奉調鎮常。” 《依湖鄧氏族譜》記︰“吾祖世籍豫章（即江西），丁封易代，遷來血洗，系千鈞一發，綿一脈于千秋”。族譜，堪稱民間檔案，方志也是一方之史，它們常補國史之不足。從中可見，由江西移民，應有其實。
最後，現在的學術界對明朝皇帝是回族穆斯林持審慎的態度，正如瘋狂吹捧唐朝貶低清朝一樣，是為了一些人的所謂大漢族自尊心，是怕更多的少數民族皇帝開創中國歷史的事實，這個對一些漢人脆弱的自尊心打擊太大了 。北京某大學教授周思源說唐朝疆域是現在版圖的一倍，儒教信徒吹牛吹的都沒邊了。
伊斯蘭教在中國元明兩朝達到鼎盛時期
伊斯蘭教始傳後不久就通過著名的陸上以及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了中國。據記載,唐代在中國居住的大食、波斯人很多,有的是商人,有的是來華不歸的使臣、士兵、學者。伊斯蘭教也隨他們來到了中國。宋代海上貿易更加發達,到中國來的西亞穆斯林更多,伊斯蘭教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播,還出現一些規模壯觀的清真寺,如廣州的懷聖寺、泉州的清淨寺等。到了元朝時,中國與西亞均囊括在蒙古人的大帝國中,陸上交通暢通無阻,大批中亞、西亞的各族穆斯林遷入中國,被統稱為“回回”。另外,在元朝,回回屬于色目人,其地位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漢人和南人,這也吸引了不少中國人改宗伊斯蘭教。因此,中國伊斯蘭教在元朝進入了大發展時期。當時,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數之多,以致于《明史8226;西域傳》稱“元時,回回遍天下”。
元末明初,伊斯蘭教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形成了一個以漢語為其語言的民族共同體———回族,比較集中地聚居在甘肅、陝西、寧夏、雲南等地,江南沿海以及從杭州到北京的運河兩岸也有許多穆斯林聚居區。當時,穆斯林在中國人口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協助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打天下的開國功臣中,常遇春、胡大海、藍玉、馮勝、沐英、丁德興等一批重要將領都是穆斯林,由此可見一斑。鄭和的家鄉、地處西南一隅的雲南,元代因來自西域的賽典赤8226;贍思丁主政多年,伊斯蘭教也得到了普遍的發展,成為中國穆斯林較多、伊斯蘭宗教文化較發達的一個省份。
元明時期中國穆斯林嚴格地遵守著伊斯蘭教的基本信仰和宗教生活,建立了有自己特點的宗教禮儀、習俗制度,建立了伊斯蘭教的經堂教育制度,開展了傳抄和背誦《古蘭經》、用漢文碑刻記載伊斯蘭教義等宗教學術活動,還在各地建立了許多規模宏偉、富有中國建築特色的清真寺。這一切都說明,明初伊斯蘭教在中國已發展得比較完善,已完全具備了向外發展和傳播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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