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木薩爾.大有乡一个农民家中，保存着一杆清朝乾隆年间的官秤。这杆官秤已经家传四代，可谓历尽数百年沧桑，经相关部门检测，其精确度和现代公秤计量的准确度丝毫不差。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电子秤的普及逐渐让杆秤退出历史舞台。但一杆古秤不但能“称”出一段历史，还折射出了悠久的秤文化。
初春的吉木萨尔正是农忙季节，大有乡农民丁彦学在田间地头忙碌着。他今年种了几十亩水稻，休息的时候在地头抽一根烟，看着种子已经播下去了，最多一个星期就可以忙完了，笑容挂在他的脸上。
丁彦学是家中的长子，3个弟弟虽然已经成家立业，可家里发生大事还是他来拿主意。丁彦学做事比较公平厚道，弟弟们都很信任他，因此祖传的“乾隆官秤”也就一直放在他的家里。
这杆官秤长1.4米，秤杆头部有小孩胳膊粗，尾部有成人的大拇指粗，形状与现在使用的杆秤大体相仿。不同的是，铁秤砣是梯形状，厚1.5寸，有点像老百姓刨地用的锄头，秤砣上刻着“乾隆五十一”字样。秤杆上，还排列着密密麻麻的铜质刻度。
“乾隆官秤”的木杆历时数百年，依然没有开裂。民间做秤选用的木杆极为挑剔，需要纹路细腻且木质坚硬，柞栎木、红木等都是上等材料。为了保证木杆不开裂，选中的材料还要放在干燥处堆放两个伏天后才能使用。
丁彦学刚开始并不认为这杆又老又旧的杆秤是什么希罕的物件，也就是家里祖传下来的东西，而且家里的很多东西经常需要买进卖出也需要秤，这杆秤能够称几十公斤的东西。
上世纪60年代，杆秤在人们的生活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父辈到如今的丁彦学，丁家人并不吝啬，只要邻居来借他们几乎没有拒绝过。在丁彦学看来，都是乡里乡亲的，一杆秤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用一下就用一下吧。
2006年年底，吉木萨尔县要建一座民俗文化馆，丁彦学就和家人商量，决定将这杆秤捐出去。这杆秤在民俗文化馆一亮相，就吸引了很多参观者，大家争相观看。
■古秤历史
曾祖父用清油换来“乾隆官秤”
“乾隆官秤”是一杆乾隆五十一年间官方制作的杆秤，官方向老百姓收税或给国库收粮时，统一使用这种秤。这说明清朝政府当年对西域边塞吉木萨尔的政治、经济等实行统一管理。
说起这杆“乾隆官秤”和丁家人的渊源，还要从丁彦学的曾祖父说起。
清朝早期，当时吉木萨尔县一带有很多屯田的老百姓，政府每年秋天都要来收税，老百姓没有多少银两，大多以粮食交税。收税时，官员们统一使用的就是这种秤。后来由于局势大乱，老百姓流离失所，粮食奇缺，这种秤便散落到了民间。
吉木萨尔的政治、经济局势渐渐稳定之后，丁彦学的曾祖父丁氏和两个儿子在吉木萨尔县大有乡光圈子村开了一个家庭油坊，因为经常出去收购油菜籽，有时候榨好的油还要拉到县城里去卖，没有一杆秤实在不方便。
一次在集市上，丁氏看到一个老乡手里拿着一杆老秤，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官秤”，就和对方商量买下了这杆老秤。这个老乡也是做生意的，他没有要钱，只要了一些清油，就把秤给了丁氏。
当年人们使用十六两制的秤，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规矩，青菜行、水果行、草行以十六两三钱为一斤，山货行、土产行以十五两七钱为一斤，棉花、薄荷油等贵重东西则以十四两八钱为一斤。有些刁钻商家用“扣斤掐两”的方法来欺诈顾客，经常在秤上做手脚，重秤进轻秤出，也就是进货时在秤梢上套壳（秤梢上本有铜壳，故意再套上一个），以此减少实物的重量；出货时把套壳去掉，从而增加实物的重量。
据说，一些黑心的商家还在秤杆里灌注水银，进货时把秤杆压得很低，水银流向秤梢，实物的重量被人为降低；出货时把秤杆抬得很高，水银流向秤头，无形中增加了货物的重量。
有了这杆秤之后，丁家人做生意方便了许多，因为从来不缺斤短两，油坊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丁家人一直信奉民间流传的说法，老秤是以南七星、北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共十六星组成十六个秤星，不忠不信、缺斤短两的商人会折福折禄折寿。
“乾隆官秤”传到了丁彦学爷爷这一辈，老秤依然在油坊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丁家人依然以买卖公平在乡里享有赞誉，一桩桩交易就在“乾隆官秤”秤砣与秤盘的此起彼伏间完成。
解放后，到了丁彦学父亲丁志财这一辈，全国使用统一的度量计算，新疆主要使用公斤来计量，“乾隆官秤”的度量方式不适用了。
父亲自己改造老秤精确度丝毫不差
上世纪50年代，为计算方便国家把秤统一改为十两一市斤，以方便结账付款。木杆秤品种规格繁多，最大的可称200公斤，最小的盘秤精度为1克。
丁志财是当地一个有名的木铁匠，他不想让老秤束之高阁，为了使用方便就在原秤砣上加了一层外壳，按比例在秤杆上加了铜钉，秤杆上密密麻麻地出现了各种记号，再用一把精致的锥子对着记号打眼，一杆秤上有多少星就需要打多少眼。一般情况下，一杆承重15公斤的秤要打近300个眼，经相关部门检测，“乾隆官秤”精确度和现代公秤计量的准确度丝毫不差。
这杆“乾隆官秤”一直到了上世纪60年代还在使用，当时都是吃大锅饭，公社需要称重的东西很多，公家就把这杆“乾隆官秤”借走了。
上世纪70年代，为了与国际接轨把“钱”改为“克”，500克为一市斤。“乾隆官秤”也传到了丁彦学这一辈，父亲想起来这杆老秤还在大队，就让他要了回来放在家里，称点土豆什么的，依然可以用来买进卖出，计量的准确度丝毫不差。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人想从丁彦学处收购这杆“乾隆官秤”，说是拿到米泉鉴定，可拿走一个月还没有拿回来，幸亏他知道地方又把秤要了回来。失而复得之后，丁彦学更加看中这杆秤，一直珍藏在家里。
随着电子秤广泛应用，这对杆秤是很大的冲击，在吉木萨尔的农村木杆秤日趋减少，这杆“乾隆官秤”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历史舞台。
■链接
杆秤的历史
两千年前，我们的祖先运用杠杆原理发明了木杆秤。
据说鲁班根据北斗七星和南斗六星定为十三两一斤，且叫“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原十三两一斤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人间的“福禄寿”三星，正好十六星，因此定为十六两一斤，并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当时的一斤折合为现在的半市斤。秦始皇同时诏令天下，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得少两，若少给一两就少一颗星，所以民间流传这样一句俗语：“秤上亏心不得好，秤平斗满是好人。”
到了唐代，秤上又多了钱、分、厘等单位。七钱为一两，七分为一钱。秤沿用十六两为一斤的规矩，延续了一千多年。
“官秤”即官府制定的标准秤，在清朝，官秤由工部统一打造，任何人胆敢私造、私改或者私毁均视同欺君，按律当斩。
关于官秤，在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载。元本高明《琵琶记·牛相奉旨招婿》中说：“在东京极有名声，论媒婆非自逞。今朝事体，管取圆成。怕有一轻一重，全凭官秤。”《清会典事例·户部·权量》中记载：小贩赴河东买盐，与坐商自相交易，毫无凭准，易起争端。应令仿照旧式，由河东道印烙，另制官秤三杆，给发中、东、西三场斗级收执。凡商贩交易，以此秤为准。
杆秤不仅出现在买卖中，在清朝满族婚礼大典的时候也要用秤杆。典礼的时候，新郎用秤杆慢慢揭开新娘的盖头，就是“称心如意”的意思。
http://news.folkw.com/www/dongtaizixun/0910557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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