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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匡胤的立國大計 自己活，也讓別人活
據說，趙匡胤在開國後的第三年，曾經秘密刻了一塊大碑，立在太廟寢殿的夾室裡面。平時用銷金黃幔遮蔽，封閉很嚴。只有皇帝每年祭祀和新皇帝即位的時候，才來恭讀碑上的誓詞。以前大家都不敢洩漏，就是一些心腹大臣也不知道誓詞內容。靖康之變以後，金人把太廟裡的禮器一搶而空，太廟之門打開，老百姓才有機會進去偷看一番，見到所謂「誓碑」高七八尺，寬四尺多，上面刻有誓詞，誓詞一共有三條：
一、柴氏（周世宗）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然犯謀逆之罪，止於獄中賜自盡，不得於市曹中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
一、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
一、子孫有渝（違背）此誓者，天必殛（殺）之。
我從上面的誓詞，看出了趙匡胤在治國理念上與前朝帝王頗有不同之處。那就是有一種寬容精神。這種寬容精神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自己活，也讓別人活」，二是「自己說，也讓別人說」。
從秦始皇到五代這一千多年的專制王朝時期，治國者是只知道專制獨裁，沒有一點寬容精神的。秦代之前沒有皇帝，秦二世用陰謀奪得帝位之後，為了保護自己的子孫獨霸帝位，就把自己的兄弟姊妹、嬴氏家族一起殺光，而且要用酷刑處死。後來的帝王對於前朝皇族，也都採用斬盡殺絕的辦法來對待，只有多殺、少殺、明殺、暗殺的區別，沒有殺與不殺的區別。這是「自己活，不讓別人活」。從秦代的「偶語棄市」到明、清的文字獄，根本不許老百姓開口，更不要說讓你提意見。對於那些已經開口或者想要開口的，一律殺了就是，這是「自己說，不讓別人說」。在這樣的專制統治之下，別說思想上不能進步，連生產上也不能發展。反正一切都照老規矩辦事，一點不讓改進。趙匡胤只是個職業軍人，並不是知識分子，但他愛好讀書，肯動腦筋，總覺得在處理一些重大問題的時候，能夠本著一點寬容的精神，多瞭解一些實情，多聽聽別人的意見，就會想出更全面更周到的解決辦法來，對各方面都有好處。從陳橋兵變以來，他就依靠這麼一點寬容精神，付出了不多的代價，很明智很理性地辦成了不少大事。
北宋開國之初，領土狹小，北受遼國壓制，南受割據政權排擠，在短期內沒有條件成為軍事大國，趙匡胤就改弦易轍，發揮中華兒女的聰明才智，努力發展生產，爭當經濟大國和文化大國。兩宋時代，軍事處於弱勢，但在人均產值上來說，始終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只知道一刀一槍，靠戰爭解決發展問題的時候，趙匡胤居然設立了「封樁庫」，計劃對過去的失地進行「贖買」，用經濟手段解決國際難題。當遼人、金人、蒙古人還在操練金戈鐵馬爭奪霸權的時候，宋人已經在用錦繡、細瓷、活字板、印刷術、羅盤、海船、火藥、槍炮、開採石油、使用紙幣去創造一個新時期的文明，帶領著全人類走進了世界近代史時代。趙匡胤因為有了一點寬容精神，又有了那麼一點經濟頭腦，所以給宋代的許多政策打開了一條很窄的縫隙，許多科學技術的萌芽都從這條縫隙中鑽了出來。於是乎，人們逐漸從農村走進城市；逐漸從農業勞動走向手工業勞動；更重要的是逐漸從陸地走向海洋，從中世紀走向近代化。唐宋兩代都是三百年左右，但這兩個三百年卻大不相同。在唐朝三百年中我們蹣跚前行，在宋代三百年中我們卻大踏步向近代化前進。
趙匡胤因為有了一點寬容精神才推動了經濟的發展，而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又要求他拿出更多的寬容精神，而且還產生了民主意識。他在有意無意之間觸動了宏偉無比的歷史的琴弦，他只知道自己本著一點寬容精神贏得了一次又一次談判桌上的勝利，為宋王朝打下了遠遠不止百年的基業；萬萬想不到只憑這一點寬容精神就能夠加速推動了人類物質文明的發展，也推動了人類精神文明的發展。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自己活，也讓別人活。」這一條原則絕對正確，也無論活得好不好，大家都能活下去，總比把對立面斬盡殺絕的好。「自己說，也讓別人說。」這一條原則也絕對正確。只有大家都能說話，七嘴八舌，才有商量，也有爭論，才能促成新事物的誕生，才能推動人類不斷地進步。
舊軍人出身後來也當了軍閥的趙匡胤身上難免沾染上軍閥的那種霸氣。在他準備進兵南唐，南唐使者徐鉉前來求情問他為何興兵的時候，他不耐煩地丟出一句「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這真是夠蠻橫無理的，對方只好惶恐而退。
有一次，趙匡胤在皇宮後院打麻雀玩，有個近臣說有急事求見，趙匡胤立即接見，不料此人東扯西拉說了一大堆，並無一件急事，趙匡胤責備他為何說謊，他卻說：「這些事情總比陛下打麻雀急。」趙匡胤大怒，抄起手中的柱斧（一種文房用具）就打，打掉了對方兩顆門牙。那名近臣默默地揀起牙齒，裝進口袋。趙匡胤質問他：「怎麼樣？你還想去告我嗎？」對方立刻回答：「微臣哪敢去告，只不過天子的言行，總有人會記錄下來就是了！」趙匡胤想了一會，趕快向他賠罪，表示願意賠償。看來趙匡胤身上舊軍人的惡習氣還是不少。只不過他勇於認錯改過，這就是他勝過別人的地方。趙匡胤不是聖人，不是完人，只不過是一個長於思考勇於改過的普通人而已。
我為什麼說宋王朝超前？ 史式
如果有人問你：中外古今，有哪一個王朝的政策常常是超前的？你就只能說是宋王朝。說別的任何一個王朝都不恰當。
舉例說，到了二十一世紀，全世界人類都提出了和平與發展的口號。任何國家都不敢再公開提出要推行征服別人與掠奪別人的國策。但是在古代，許多大王朝都公開地宣稱自己要開疆拓土，揚威域外，一點也不隱諱。西方的羅馬帝國是如此，東方的蒙古帝國是如此，在宋王朝之前的漢、唐是如此，在宋王朝之後的明、清還是如此。只有宋太祖以玉斧畫河（大渡河）曰：「此外非我有也！」不主張佔領別的民族生活的地方，只想保衛自家的領土，把自己家裡的事管好，發展經濟與文化，以求富強。這種國策，不是大大「超前」了麼！
又如中國的歷代王朝，兔死狗烹，鳥盡弓藏，事成之後大殺功臣已成慣例，宋王朝之前的漢王朝是如此，宋王朝之後的明王朝也是如此。明王朝的開國上距漢王朝的開國已有一千五百年，大殺功臣的事非但不加收斂，反而變本加厲。漢王朝的殺功臣，是一個一個的殺；明王朝的殺功臣，是一批一批的殺。只有宋王朝對待功臣是談笑風生的「杯酒釋兵權」，這種十分理性的行為，不也是很「超前」的麼！
范仲淹的慶曆變法雖然不大為人所知，但是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早已被國外的史學界稱讚為「超前」的國策。這次變法的是非功過我們暫且不談，王安石的許多新政在中國歷史上的確是「超前」的，這一點應該沒有爭論。
宋代的科舉是一種比較完善的選拔人才的制度，基本上能夠做到公平、公正、公開。在世界上，英國的文官制度一直是被稱道的。如果追本溯源，這種制度實際上來源於宋代的科舉。這又足以說明宋王朝一些制度的「超前」。
正因為宋王朝開國之時，幅員不大，兵力不強，不可能像漢唐那樣一開始就向外開拓進取，所以趙匡胤就根據實際情況，訂出了嚴守國境自謀發展的建國大計。為了鼓勵老百姓安心生產，他不能不實行比較寬鬆的政策，以發揮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中國的老百姓是最善良的，統治者只要對他們寬鬆一點，他們就會埋頭苦幹，努力創造財富。在一些遊牧民族所建立的國家裡，在邊疆一些軍閥統治的地方還在熱中於操練兵馬準備搶奪別人財富的時候，宋王朝已經決心實行寬鬆國策，建立和諧社會，努力發展生產，建立經濟強國的道路上大踏步前進。這種思路在一千年前顯然是「超前」的。
一事超前，事事超前，北宋時期，經濟發達，城市繁榮，農業豐產，商品流通，迅速地出現了市民階層，工商業者所創造的財富比重大大增加，推動了科學技術的進步。於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會子）在宋代出現了，羅盤發明了，造船術發展了，大規模的航海貿易開始了，活字印刷和火器都創造出來了。在當時的大科學家沈括的筆下出現了石油，這種在今天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戰略資源，一千年前已經在為中國人服務了。
這些「超前」事物的出現究竟給當時的中國人造成了什麼影響？其是非功過，一時難以評定，姑置不論。但是宋王朝是一個「超前」事物多得數不清的王朝，是一個豐富多彩的王朝，是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王朝，這一點是誰也否認不了的。因此，說宋王朝是「一個超前的王朝」，絕對不錯。
這個超前的王朝「往事已千年」，它對於今天的中國，今天的世界還有些什麼影響？還能不能古為今用？我常說，學歷史，讀歷史，不是為了古人，而是為了今人，更是為了後人。如果對今人無用，則時移世易千百載，古人早已化灰塵，我們何必還要評論他們的是非功罪，何必還要替古人擔憂！我們之所以關心歷史，正因為以史為鑒，就可以看清今人和後人應該走的道路，不要再在前進的道路上栽跟斗。在這本書裡，作者花費了不少功夫，探明了許多「宋代史事真相」，這些真相，就像暮鼓晨鐘，足以發人深省。
舉例說吧，古今中外，有許多王朝，許多國家，總想征服別人，奴役別人，希望稱王稱霸，發號施令。最後沒有不失敗的。美國為什麼要打伊拉克，至今拿不出證據，找不到理由。有人說得好，美國打伊拉克，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石油。在今天的世界上，和平與發展的口號雖然喊得震天價響，但是要想做到，還要付出極大的努力。宋王朝開國之時，北方的長城險要已落入遼國之手，南方的魚米之鄉，還在軍閥割據之中，宋人缺少開拓進取的條件，轉而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在外交上不鬧意氣，事事理性處理，終於穩步發展，成為當時世界上的經濟大國。這種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宋王朝武力不強，是其弱點，但是他們的重文，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絕對不錯。他們在科舉制度上公平、公正、公開地選拔人才，不分地域，不分階級，不問民族，不問出身，白屋能出公卿，使得每個知識分子都有進入治國班子的機會，這就大大地加強了共同接受中華文化的各個民族的向心力，形成了龐大的中華民族的無與倫比的凝聚力。這也值得我們學習。
宋代反貪反腐，自有一套方法，一般行之有效。他們的方法一是預防重於懲治。新官上任，要有保人，如有貪腐，保人連帶負責。一個人如果行為不檢，沒有人願意保你，你就寸步難行。所以宋代沒有出過像明代嚴嵩清代和珅那樣的大貪官，卻出了一個在歷史上名聲最大的大清官包公。二是反貪反腐，主要依靠道德、輿論，與良好的社會風氣。一個人犯了貪污罪，即使未受法律制裁，也會受到輿論的壓力，付出的代價極大，退休後的優厚待遇沒有了，給後代的照顧也沒有了，而且死後不得葬入家族墳山，永做孤魂野鬼。這些辦法，直到今天仍有借鑒價值。
一千年前的宋代，無論是在物質文明方面還是精神文明方面，都達到了當時人類所能達到的最高峰。自從英國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所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SERIES）出版，宋王朝長期在科學技術方面領先於世界這一事實已為大家所公認，無須多說。至於在精神文明方面，如果「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為標準，衡量從秦至清的許多歷史人物，則其中的民族英雄、志士仁人大多出在宋代。北宋末年的岳飛，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宋仁宗時代的大清官包拯更是被海外華人長期崇敬的正義之神。古來第一大愛國詩人陸游，第一大愛國詞人辛棄疾，第一愛國女詩人李清照全部出在南宋。在熱愛祖國，熱愛中華文化，熱愛中華民族這一方面，宋人是後世的典範。當七七事變，日本侵略軍的鐵騎踏進中原的時候，全國到處都能見到岳飛所寫的「還我河山」，「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的〈滿江紅〉的歌聲響徹中華大地。
二○○八年初，隨著南海宋代沉船的浮出水面，我們對歷史上的宋王朝也應該給予必要的關注，進行一番新的認識。如果本著「學其所長，棄其所短」的原則，我們就敢於提出「以宋為師」的口號，讓歷史研究的成果為現實服務。我們向宋能學到些什麼？一言以蔽之，曰：對外推行多求友少樹敵有利於人類團結的和平外交，對內實行重知識重人才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寬鬆政策。
宋人值得稱道的地方還很不少。只要我們能夠花費一點時間去瞭解一下宋代史事真相，就會發現我們過去稱之為傳統文化的事物，大多數都是宋代的事物。傳統的?蒙讀物《三字經》、《百家姓》都是宋人編寫的。「天地有正氣」的中華民族精神是在多災多難的宋代培養出來的。
往事雖已千年，宋人與我們的距離卻並不遙遠。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都是宋朝人的後代，本書所講述的就是我們祖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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