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頒佈《大義覺迷錄》的始末

雍正向天下頒佈《大義覺迷錄》的始末    薛予生

　　雍正六年秋，湖南永興失意文人曾靜，于當年秋，遣徒張熙（化名張倬）赴西安向陝西總督岳鐘琪投書策反。九月二十五抵西安，次日上午，當岳鐘琪正乘轎抵總督署衙門前時，張熙手捧書信攔轎阻道，聲言要親交總督岳鐘琪，並有要事與他講。岳鐘琪命隨員接過書信，見那書信封面上寫天吏元帥岳鐘琪”，岳甚為驚奇，隨將投書人交巡捕看守。急忙趕回總督署衙，走進密室，拆書細讀。這封策反信，署名“南海無主遊民夏靚、張倬”。所謂“無主遊民”，就是不承認是清王朝統治下的民人。原信從未公開過，但從以後的審訊口供和《清文字獄檔》中記載，大致有四個方面的內容：一、強調“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認為雍正帝是滿洲”女真人，就是夷狄，“夷狄即是禽獸”，“滿人”入主中原是夷狄”盜竊王位，清朝歷經“八十餘年天運衰歇，地震天怒，鬼哭神號”，這是夷狄”統治帶來的惡果，所以要反對清朝的統治。

二、譴責雍正帝是失德的 暴 君。列出雍正帝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利、好殺、酗酒、淫色、懷疑誅忠、好諛任佞十大罪狀。這麼多的罪狀，根本無資格當皇帝。

三、指責雍正是用陰謀詭計而篡位的。因而天地不容，使天下“寒暑易序，五穀少成”，出現“山崩川竭，地暗天昏”。百姓饑寒交迫，流離失所，屍橫遍野，反清憤忿，一觸即發。

四、策劃岳鐘琪同謀造反。稱岳是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飛的後裔，勸其繼承先祖遺志，不應效忠清王朝，要他用手握重兵之機，適時地舉事謀反，為列祖列宗報仇，替大漢民族雪恥。

        岳鐘琪讀完謀反書信，更加驚駭恐懼。他才平息了瘋子盧宗漢持同樣理由的謀反事件。今又兀自碰到張熙投書策劃謀反，他更加火上加火。於是，他當即向雍正帝如實地上了奏本，從而使曾靜、張熙投書事，成為雍正朝最大文字獄肇起的導火線。

        岳鐘琪，字東美，號容齋。四川成都人。康熙五十年，開始擔任武職軍官，後因在雲貴邊陲屢建戰功，於康熙六十年提升為四川提督。雍正元年，因平定青海羅卜藏丹叛亂立大功，授封三等公、參贊軍機大臣。雍正三年七月，因大將軍年羹堯事發，接替年羹堯出任川陝總督。川陝地處險要，南可控制雲貴湖廣，東可牽制晉冀豫和京都地帶，是和青藏甘高原聯絡的根據地，因而清王朝把它作為西北邊防的重要防衛線。這個重要職位，自康熙十九年定例，是滿族八旗要員的專缺，岳鐘琪破例提升這個要位，正說明他受到雍正帝的寵信。儘管如此，也難以避免滿族大臣的非議，當岳接任年羹堯受命川陝總督之際，直隸總督蔡立即向雍正奏本稱嶽“不可深結”。並對岳鐘琪施離間計，說：“怡親王對你當上川陝總督非常不滿，皇上藩邸舊人傅鼐告你要小心。允祥是皇上最信任的兄弟。”
　　這樣離間和挑撥，使岳鐘琪惶恐萬狀，自以為雍正對他擁兵自重而有所懷疑，使他終日惶惶不安，如履薄冰。恰巧，他接到張熙投書的前三個月，成都人盧宗漢在大街呼喊：“岳公爺帶領川陝兵馬，想要造反！”並呼喚民眾起來，“從岳公爺造反，西城門外開有黑店，要殺人”
　　這個滅門誅族的舉動，猶如晴天轟雷，使岳大為惱火，當即命提督黃庭桂將盧宗漢捉拿歸案，被當作瘋子砍了頭。岳鐘琪的確是雍正的忠臣，他知道皇上對他恩重如山，即使效犬馬之勞也難報恩于萬一，更何況不是雍正的對手。故而將盧宗漢迅速處死，爾後才正式上奏朝廷稱：“卑職不敢檄訊，不敢隱匿”。並引咎辭職，表明他對雍正帝的忠心耿耿。可雍正知道後，非但不加責怪，反而大加安慰，說這是蔡、程如絲等鬼魅之所為。並說：“多年來，曾在朕前密參的謗書有一篋之多，可朕從無理它”。要岳鐘琪繼續供職，不要理會那些佞言邪說，要他“愈加鼓勵精神，協贊朕躬，利益社稷蒼生，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理大清于磐石之固，造無窮之福以遺子孫也！”
　　雍正帝知人善用，提拔岳鐘琪出任這個要職，有他一番周密的考慮，岳鐘琪雖是漢族人，但有多年的封疆大吏資歷，屢建大功，經驗豐富，是難得的人選。原任川陝總督的年羹堯擅權自專，作威作福，勾結朋黨，貪污受賄，克扣軍糧，累計達數百萬之巨，已達到威脅皇權的地步。於是雍正借機，將年羹堯集團一網打盡，賜死年羹堯，便將岳鐘琪推向這個高位。雍正對岳鐘琪沒有任何懷疑，信任和依賴仍如當初。

        但岳鐘琪與皇上帝的關係不協調的輿論卻在民間廣為流傳。四川、湖南民間傳說，岳總督非常盡忠愛民，曾上奏諫本，說些不知忌諱的話，勸皇上修德行仁，皇上非常懷疑他，怕他威重權高，對朝廷形成威脅，屢次召他進京，要削奪他的兵權，並傳說要殺掉他。那岳總督非常害怕，連召幾次，他都不敢進京。皇上見他死守任上，不肯進京，越發對他疑忌。因他是大學士朱軾保舉推薦的人，令朱軾召他才進京。皇上就派朱軾來陝西召他，不得已才同朱軾一同進京陛見，並向皇上奏說用人莫疑，疑人莫用等語。皇上聽到這個諫議，也就不忌前嫌，仍派他回陝西繼續任職，但要求有人保他他才肯去。皇上問朱軾，朱軾不願再保；又問九卿大臣，九卿大臣也不敢保；皇上就親自保他去了。岳鐘琪出京門才四天，朝中就有一大臣向皇上奏了一本，說朱軾不保他，是和他暗結私黨，裏應外合預謀造反，等到朱軾到他任上保他，他才消除疑慮，欣然進京。這足可證明他同朱軾是同黨合謀，今日回陝西，本來朱軾是原保舉人，照理應該去保他，可是他推卻不保了，這是朱軾脫身之計。皇上十分後悔，對他疑忌更深，馬上派遣一個叫吳荊山的朝廷官員前去追趕，讓他趕快回京，他不從命。這朝官吳荊山沒有辦法，就在路上自刎了。這總督回到任所之後，隨即上了一道本章，說皇上很多不是之處。可見岳鐘琪是朝野矚目的人物，朝中有人因他是兵權在握的漢族重臣而忌防他；百姓則又認為他是忠義愛民而又反對雍正暴政的岳飛後裔，把反清復仇的希望寄託於他。使岳鐘琪成為政治鬥爭和民族矛盾的試金石。二今見南海無主遊民夏靚遣徒張倬上書“天吏元帥”岳鐘琪，書信內容有“皆詆毀天朝，言極悖亂，且謂系宋武穆王岳飛後裔，今握重兵，居要地，當乘機反叛，為宋明復仇”等語，加上前因後果，使岳鐘琪像骨鯁在喉，欲吐不能，暴怒之極，決定親自提審張倬審訊，對投書人張倬施以重刑嚴加逼供，把張倬打得皮開肉綻，幾次昏迷過去。但張倬誓不招供，寧願“捨身可以取義”，尊從恩師所囑“只去獻議，不必告以姓名裏居”的囑託，只說他們的勢力範圍很廣，湖廣、江西、雲南、貴州等省，這些地方民眾反清情緒高漲，可以一呼百應群起反清。結果一無所獲。岳鐘琪怕事涉嫌疑，隨即密奏皇上，懇請雍正批准“將張倬解送到京”，交朝廷審訊此案。雍正接到奏摺，反應卻沉著鎮靜，聲稱“世上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同時奉勸岳鐘琪要秘密審訊，用刑太過酷狠了，“料理急些了，當緩緩設法誘之”。他在大臣田文鏡的奏摺上批復道，“遇此種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的手段，方能使悖逆之人就範。岳鐘琪忠實地照雍正的諭旨辦了，想出一套巧計誘供的計策，同時為撇開清廷猜忌，岳鐘琪請出一位滿州大員陝西巡撫西琳陪同審訊。在提審張倬時，張倬被繩捆索綁押進審訊庭堂，西琳暗躲在屏風後窺探審訊情景，岳鐘琪一改過去怒斥責駡態度，笑容可掬地親自為張倬解下繩索，並讓坐捧茶以禮奉侍，大加誇獎張倬是位英雄好漢，難得的仁人志士。岳鐘琪流著眼淚誠懇地對張倬說：“我岳某早有謀事反清意圖，只為處境艱難，不得已對志士動用刑訊，以圖掩人耳目，看你是真是假，不想兄弟真男子大丈夫，使兄弟受委屈了，請你體諒。”說著熱淚橫流，偽為發誓結為盟友，共討滿清，光復漢室。 九月二十九日 ，岳鐘琪導演的假戲成真。二人在秘室，照例又拉一位滿州大員秘隱屏風之後以竊虛實，二人焚香對天跪拜，叩頭泣血，結為金蘭之交，風雨同舟，患難與共，共舉義旗，迎聘曾靜為師，決心為推翻滿清為己任，這樣騙取了張倬的信任上了圈套。這個張倬是個山村未見過市面的讀書人，便信以為真。在封建社會裏，一經發誓，結為金蘭，要比親兄弟更加信得過，要同心同德，共赴患難，同享富貴，若有違誓，要遭五雷轟擊的報應。張倬於是將他恩師和平時與恩師交往密切而又詆毀清朝最嚴重人的姓名住址，一一告訴了岳鐘琪。雍正對岳鐘琪的做法甚為滿意，用朱批道：“覽虛實不禁淚流滿面，卿此一心，天祖鑒之。……朕與卿君臣之情，乃無量劫之善緣同會，自乘願力而來，協朕為國家養生者，豈泛泛之可比擬，朕實嘉悅之至。”
激動得淚流滿面說：“岳鐘琪實朕股肱心膂之大臣。”“惟知有國，不知有身。”
　　雍正對岳鐘琪大加獎勵，使岳鐘琪“感泣悚惶，驚喜交迫”，為查明此案作了精神力量的基石。這個投書策反人的真實姓名叫張熙，字敬卿，張倬是化名。他的老師叫曾靜，夏靚是化名，湖南郴州永興人，他出身于“家事單寒”的家庭，因應試屢次落第，中年放棄舉業，以教書授徒糊口，自稱“蒲譚先生”。他收張熙、廖易兩個得意徒弟在家，住房不寬綽。他先有同居的兄、嫂，後來兄嫂夫妻反目，嫂子改嫁。張熙、廖易家事也很貧寒。岳鐘琪審訊張熙為何謀反，張說：“百姓貧窮，只為救民起見”。曾靜看到土地高度集中，財富佔有不平等，從他們自身經歷中深有體會，曾靜著書說：“土地盡為富室所收，富者日富，貧者日貧”，所以具有濃厚的民族意識和政治見解，認為只有剷除滿清統治，貧寒百姓才有出頭之日。他根據社會傳言和自己的分析，認為岳鐘琪最有能力實現他的反清複明目的。雍正六年五月，曾靜派遣張熙和他的堂叔張勘同行，張熙當出家產作路費，攜帶給岳鐘琪的策反信和《生員應詔書》赴陝投書，一路曉行夜宿，風塵僕僕途經貴州到四川，聽四川人講岳鐘琪已回駐西安，便由四川追蹤到陝西。 九月十三日 到了西安，打聽岳鐘琪是當今皇上重用的封疆大臣，皇上非常寵愛他，所謂北京雍正皇帝三召不赴京之說，純系編造的謠傳。二人聽後，心灰意冷，那同路人張勘更為驚慌，嚇破了膽，便偷偷地扔下張熙，隻身逃回家了。張熙投書意志堅決，心想當了家產做路費，千里迢迢專為投書而來，決不虛此一行，於是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向岳鐘琪投書。雍正帝自登基以來，常處於如履薄冰的險境，所以他採取鐵血手腕，凡是危及皇位的人，無不在他面前倒下。幾年來他處心積慮地分化瓦解了允集團；打擊了允、允爭奪皇位的勢力；嚴加懲處隆科多結黨聯盟企圖篡權的諸文武大臣。其誅連之廣，處置之慘，堪稱是清代“鐵血皇帝”。雍正帝不僅是宮廷政變的高手，而對馭駕重臣也有新的創造。他為穩定西北，不讓邊陲要地出紕漏，不惜以君王身份向岳鐘琪封官許願，發誓賭咒。使嶽感恩備至，以更大精力防守邊陲，同時去查辦這宗天字型大小謀反案。雍正帝早已覺察到，張熙投書謀反案，絕不是孤立偶然現象。特別是供出已撒手人寰四十五年的反清祖宗理學大師呂留良。張熙供稱呂留良是我輩同志之人素所宗者”。曾靜于雍正五年（年）曾派張熙去浙江購書，專門到呂留良後裔家坊求遺著手稿，呂留良的兒子將乃父遺稿交給張熙，其中有《備忘錄》、《呂子文集》。曾靜看到這些書稿，“始而怪，既而疑，繼而信”。對呂留良佩服得五體投地，認為呂留良完全有資格作皇帝，反清思想更為濃厚。當曾靜派張熙投書時，行李中尚有抄錄呂留良的詩文手冊。曾靜、張熙同呂留良的高足徒弟嚴鴻逵交往極其密切，由反清思想變為反清行動。三雍正帝不僅察覺此案非偶然現象。而更深層次追究，其背景也非同小可。如那曾靜、張熙深居窮鄉僻壤，怎能知道宮廷中發生的錯綜複雜細節，怎能指責他犯有十大罪狀呢？雍正帝分析，這些謀反言行的來源有兩個方面：“蓋其分別華夷中外之見，則蔽錮陷溺于呂留良不臣之說；而其謗及朕躬者，則阿其那（允）、塞思黑（允）、允、允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語，布散傳播，而伊誤信以為實之所致。”
　　雍正將被打倒在地的同父異母皇八子允改名為阿其那，皇九子允改為名為塞思黑。阿其那滿語為狗，塞思黑滿語是豬，可見雍正為爭奪皇位，不惜將其同父異母兄弟當做狗豬對待，其性格刻薄梟乖可見一斑。曾靜供稱：他的“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的反清排滿言論來源於呂留良的《呂晚村文集》，他供稱：“皇帝合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週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儘是世路上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諺所謂光棍也。若論正位，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朱做。明季皇帝該呂留良做。如今卻被豪強佔據去了。”“妄以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舉凡一切言議，皆當以他為宗。”於是中留良之毒深，所以不察其非，而狂悖發論至此。”
　　雍正明白了曾靜等人的反清源于呂留良及其著作，認識到思想犯更比現行犯危險得多。那曾靜見勢卻來個將計就計，順水推舟，將全部反清思想和現行反清行動都推到受呂留良的蠱惑和影響。於是，雍正將曾靜謀反和呂留良文字犯連結起來，精心將張熙投書和呂留良的著作摘錄成條，分編整理，審訊時公開提問，要曾靜、張熙等老實交待，重新認識，自我批判。儘管呂留良已死去四十餘年，繼承乃父衣缽的呂葆中也已魂歸西天，也難逃口誅筆伐和刨棺戮屍的厄運。

        呂留良（西元—年），字用晦，號晚村，浙江石門人，明末清初著名理學家和思想家。少年時博覽群書即有文名，十二歲時在家鄉結文社。明亡後曾散家財，企圖反清複明。清順治十七年，參加科考，中秀才。此後連續參加科舉考試，均名落孫山，始悔心跡相違，苦悶已極，後與同鄉學者黃宗羲、黃宗炎結識，使他反清思想更為堅定。他決心不參加清朝科考，不做清廷官吏，更不與官場來往。隱逸山村，以“天蓋樓”為名，評選時文，閉門著書授徒。康熙五年，他根據讀書士子要求，選評歷代八股文要義，輯評注釋，成書為《時文評選》，刊刻發行後，流行極廣，遠近聞名，前往求教的士子絡繹不絕，被譽為“東海夫子”。在學界產生較大影響。康熙十八年，浙省官員推薦他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被他拒絕，次年地方官員又以“山林隱逸”薦舉他，他堅辭不赴，吐血滿地，索性削髮出家當和尚去了，起法名為耐可，字不昧，號何求老人。他在《耦耕詩》寫道：“誰教失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八年倦容違心做，九日黃花滿意開。”表現他誓不仕清，蔑視現政的民族氣節。呂留良於康熙二十二年病死，終年五十五歲，其後人將其詩文彙編刊刻，成書有《呂晚村詩集》、《 呂晚村 先生文集》、《慚書》、《四書講義》、《論文匯鈔》、《八家古文精選》及評選的明文和清人時文等。呂留良的基本理論是華夷之辨，大於君臣之倫”。反對尊君卑臣，反對官重民輕，反對清朝滿族統治。這些基本理論同清朝統治者要求大相徑庭，故而遭到雍正帝的怒斥呵責。雍正說，呂留良寫的文章和日記，全是叛逆的詞句，凡是做臣子的，都會不忍看，不忍讀，更不忍寫出來。因而雍正對呂留良的反清思想和曾靜的謀反案，逐章摘句的進行口誅筆伐，以求達到消除反清排滿思想。與此同時，雍正不失時機地窮打猛追允集團的殘餘勢力。他清楚知道允集團黨羽，還在各地興風作浪，窺探時機，以求反撲，絕不能掉以輕心，因而他集中力量追查雍正失德等十大罪狀的具體情節及其來源。關於雍正繼位元製造的種種議論，曾靜供稱：聖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指雍正）將“十”字改為“於”字而篡了位；又d聖祖在暢春園病重，皇上給聖祖端碗人參湯，聖祖喝了後便駕崩了。”
　　關於逼母，說是雍正逼太后在鐵柱上撞死，雍正聽後說：“但不料其誣衊詆毀、怪誕奇特至於此極，亦並不料曾靜、張熙輩遂信以為實，而便生背叛之心也。”
　　人言可畏，直接關係他這個皇帝寶座是否能坐的大問題，因而他決心清除心腹隱患，不惜以萬乘之尊同犯人逐條辯論。“你是怎麼知道的？”“何以聽聞？”“朕若有此事，皇天在上可以證之，”等等發咒和質訊，確實惹怒了雍正。據審訊曾靜時，供稱：他是聽安仁縣生員何立忠和永興縣醫生陳象侯說的”，何、陳供稱是聽茶陵州看風 水 先生陳帝錫說的。經多次審訊陳帝錫，陳帝錫記不清楚了，便含糊其詞說：“他是在衡州路上，碰見四個穿馬褂、說官話，像是旗人的大漢子，說岳老爺上了諫本，不知避諱，皇上大怒。”但後來“皇上並未定他的罪，反加封他的官。”
　　雍正要的他失德口供，所問非所答。經過反復審訊，輾轉查訪，順藤摸瓜，查出是被判罪流放的允、允的得力太監和黨羽達色、蔡登科、馬守柱、耿桑格、耿六格、吳守義、霍成等人說的話擴散出去的，這些被誅連的宮中太監，心懷不滿，從北京發配到廣西充軍，“沿途稱冤，逢人訕謗”。肆無忌憚地攻擊謾駡雍正，凡過村店城市，高聲呼招：“你們都來聽皇帝的新聞，我們已受冤屈，要向你們告訴，好等你們向人傳說。”“只好問我們的罪，豈能封我們的口。”
　　同時又查出以前發配東北三姓地方的允集團親信黨羽，同樣“肆行誣捏，到處傳播流言，欲以搖惑人心，泄其私忿。”
　　雍正緊緊抓著發配遠境的允集團殘餘勢力散佈流言不放，列出這些犯人的言行，同曾靜謀反、呂留良文字獄結在一起，為徹底肅清允集團勢力找到藉口。凡查出散佈流言而中傷當今皇上的允集團殘餘分子，罪加一等，重新加罪處置，這些人的下場之悲，清史資料中雖未記載，但可想而知。四這樁由雍正帝親自領導並由他親自審訊的清朝最大文字獄案，從雍正六年開始立案追查，直到雍正十年方告結案。而最後的處置，卻一反歷代皇帝處置欽犯的常例。雍正下令免罪釋放曾靜、張熙等謀反犯，讓他們戴罪立功，到各地現身說法，清除流毒；政治思想犯呂留良被銼屍梟首。他的長子呂葆中、學生嚴鴻逵被刨棺戮屍，梟首示眾。其他受誅連的依律處斬、杖斃、緣坐和發配等嚴刑懲處。對於雍正的“出奇料理”，九卿大臣大為不滿，紛紛上書要求將曾靜、張熙等謀反人淩遲處死，即是碎屍萬段也不足平臣民之憤。雍正帝力排眾議，他認為若不是張熙自投羅網，曾靜等供出許多散佈流言蜚語惑眾造反的人和誹謗皇上的奸人惡黨，如何能暴露無遺？“朕深居皇宮何以能知道，何以能去一一查清，又何以能使天下臣民得知朕繼位之正。”
　　這樣去看問題處理問題，那曾靜、張熙等人還是有功勞的，故而皇上不究其往，不究其罪，決定予以無罪釋放，使其改過從新。並說：“以後不要再向朕上奏此處置曾事，即是上本奏章，朕也不再看了。”
　　非但如此，雍正還降諭子孫後代：“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求誅戮。”
　　同時，雍正帝編纂刊刻這樁最大文字獄案的全部諭旨、審訊、口供秘密記錄，後附曾靜的認罪書《歸仁說》，書名為《大義覺迷錄》，發行全國各府州縣以及“遠鄉僻壤，讓讀書士子及鄉曲小民共知”。“要每學宮各貯一冊”，永久存檔，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倘有未見此書，未聞朕旨者，經朕隨時查出，定將該省學政及該縣教官從重治罪”，“要使遠近寡識之士子不至溺於邪說”。可見《大義覺迷錄》是雍正帝的力作，具有非常特色的曠世大著，因為它能使人人都“覺迷”起來，緊跟雍正走。曾靜、張熙被釋放後，安排在湖南觀風整俗使處，以便隨叫隨到聽候遣使，地方官員和平民百姓，不能蔑視譏諷。之後，曾靜、張熙攜帶《大義覺迷錄》，到各地向民眾現身說法，宣講《大義覺迷錄》。由此可知《大義覺迷錄》刊刻數量之多，普及發行之廣達到雍正年間最高水準。雍正對呂留良文字思想犯處置與曾靜謀反案卻大相徑庭。其誅連數之多，刑懲之慘酷，可以說是達到登峰造極地步了。雍正朱批道：“逆賊呂留良，凶頑悖逆，私為著述，妄謂德以後，天地大變，亙古未有，於今又見。……豈非逆天悖理，無父無君。”
　　於是下令將已死去的呂留良和長子呂葆中“俱著戮屍梟示，次子呂毅中著改斬立訣，其孫輩俱即正典刑。朕以人數眾多，心有不忍，著從寬免死，發遣甯古塔給于披甲人為奴。倘有頂替隱匿等弊，一經發覺，將浙省辦理此案之官員與該犯一體治罪”，“其財產，令浙江地方官變價充本省工程之用”。呂留良的徒弟嚴鴻逵，此時已死多年，但他“與呂留良黨惡共濟，誣捏妖言……為王法所不貸”。“嚴鴻逵應淩遲處死，即使死去，應戮屍梟示。其祖父、父親、子孫、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皆斬，立決。男十五以下及嚴鴻逵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俱解部，給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
　　“沈在寬（嚴鴻逵的學生）傳習呂留良、嚴鴻逵之邪說，倡狂悖亂，附會詆譏，允宜速正典刑，淩遲處死。其嫡屬等，均照律治罪。”
　　呂留良案內，“黃補庵，自稱私淑門人，所作詩詞，荒唐狂悖；車鼎豐、車鼎賁，刊刻逆書，往來契厚；孫用克，陰相援結；周敬輿，甘心附逆，私藏禁書。黃補庵應擬斬立訣，妻妾子女給功臣之家為奴，父母子孫兄弟流二千里。車鼎豐等，俱擬斬監候。”
　　呂留良案內：“被惑門徒房明疇、金子尚，應革去生員，杖一百，僉妻流三千里。陳祖陶、沈允懷、沈成之、董呂音、李天維、費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鬥山、沈惠候、沈林友應革去教諭、舉人、監生、生員、杖一百，徒三年。朱霞山、朱芷年從學嚴鴻逵，時年尚小，張聖范、朱羽采令伊等幼子從沈在寬附學訓蒙，審無與沈在寬交好之處，應無庸議。”
　　在清代康熙、雍正年間，文人稍有不慎，就有遭文字之禍。禍從筆生，禍從口出，其例很多。車鼎豐、車鼎賁平時有較強反清複明思想，他的兄車鼎晉，因奉詔校《全唐詩》，其弟鼎豐有句雲：“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
　　意謂清朝統治者不識文字，何能做皇帝理國政。有一日，車鼎豐與弟鼎賁喝酒，酒盅為明瓷，盅底有“成化年造”字樣。鼎豐翻其杯表示酒已幹了，說：“大明天子今重見”，鼎賁把壺放在一旁說：“且把壺兒擱半邊”。取壺、胡同音之意思，以表示對異族統治者不滿。後二人都被呂留良文字獄案所誅連被處斬刑。哥哥車鼎晉終日驚懼萬分，憂悲成疾而死去。據《東華錄》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記載，此案最後的處置結果是：“嚴鴻逵著戮屍梟示，其孫著發甯古塔給披甲人為奴。沈在寬著改斬立訣。黃補庵已伏冥誅，其嫡屬照議治罪。車鼎豐、車鼎賁、孫克用、周敬輿俱依擬應斬，著斬監候，秋後處決。房明疇、金子尚，俱著僉妻流三千。陳祖陶等十一人，著以杖責完結。張聖范、朱羽采、朱霞山、朱芷年，著釋放。”
　　五然而，這樁天字型大小文字獄案的處置結果，並不能以雍正的意志為轉移。當雍正帝駕崩後的當年，皇太子弘曆即位，是為乾隆帝。乾隆當上皇帝僅有四十三天，即雍正十三年（年） 十二月八日 ，就違背乃父“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的遺命。他降旨道：“曾靜大逆不道，雖處之極典，不足蔽其辜。”
　　他認為曾靜、張熙所犯罪行，在雍正時得到寬容赦免，那是皇考的“政策”。乾隆強調按照處置呂留良案的先例處置曾靜案，改變雍正的“攻心”為“滅身”的處置方針。於是下令：“著湖廣督撫將曾靜、張熙即行鎖拿，遴選幹員解京候審，毋得疏縱曳漏。其嫡屬交地方嚴行看守候旨。”
　　同年 十二月十九日 ，乾隆帝又下令將“曾靜、張熙著照法司所擬，淩遲處死。”
　　接著將雍正精心編撰刊行天下的《大義覺迷錄》宣佈為禁書，停止刊刻，停止頒發，私藏者治罪，在全國範圍內統統收繳銷毀。《大義覺迷錄》是雍正朝禦制國書，刊行全國使其家喻戶曉，欲以使人人“覺迷”。轉眼之間，乾隆繼位宣佈為特號禁書，凡有私藏者，即有殺頭滅身之罪，惟恐有一人“覺迷”。從此《大義覺迷錄》成為絕世罕見的一部皇帝撰寫的禦制國書，湮沒二百多年不見天日，這一切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乾隆之所以與雍正處置曾靜謀反案大相徑庭，有他周密的考慮。他在青年時代目睹了這場文字案的前前後後，他清楚認識到：父王對曾靜謀反案和呂留良文字獄案的公開審訊和批判，實際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審判台；雍正的“華夷之別”的新釋、十大罪狀的自我辯解、皇宮中的秘聞醜事洩露、皇子間爾虞我詐、文武大臣間明槍暗箭等等，統統詳細地記錄于《大義覺迷錄》一書中，損害了萬乘之尊皇帝的光輝形象，暴露了國祚和宮廷的絕密，起到反宣傳作用，根本達不到使臣民“覺迷”的目的，只能更增強人們的反清排滿情緒。因此必須徹底剪除禁錮異端思想的蔓延，肅清其流毒。同時留著這兩個彌天重犯”當“反面教員”，更難以起到“感化”教育的作用。證明他父皇失德確有其事。乾隆深思熟慮，甘願冒著違犯父王遺命的罪名，誅殺了曾靜、張熙，以絕後患。乾隆此舉，實際上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翻版，比其乃父的深謀遠慮“出奇料理”低劣多了。清朝文字獄是我國歷史上數量最多的朝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正是清王朝興盛時期，這三代皇帝都具有雄才大略有所作為，希圖傳江山于萬世，留英名於百代，採取政治上消除敵對勢力，而且加強思想文化領域的絕對統一，故而這一歷史時期文字獄相對苛繁頻仍。這三代皇帝製造的文字獄，有案可查的就有一百七十多起，但就其文字獄的特色來看，都遠不及雍正朝時的曾靜、呂留良文字獄最富有特色，雍正朝時這樁文字獄案，不僅誅連規模之廣，治罪誅戮之嚴酷，而且處置上的“出奇料理”，堪稱文字獄案的絕無僅有。雍正敢於公開全案的詳細末節，敢於公開大批判大辯論，敢於向天下刊發《大義覺迷錄》，讓人人皆知；敢於無罪赦免“彌天重犯”
　　讓其自新，當反面宣傳員；敢於讓讀書士子對此案人人表態；敢於讓人們對照自己，搞人人過關等。凡此種種，都給後人留下許多問號。